风水学中常有一句话：“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”。除了这其中所涉及的玄学内涵，也暗藏了地理学的学问。青龙、白虎这种象征性的表达，最早并非用来描述地理环境，而是属于天文学的核心概念。
01 四象与天地人的相互感应
最早的天文学家将星空划分为三垣、四象、二十八宿，其中的三垣包括紫微垣、太微垣和天市垣，四象则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二十八宿是后人所熟知的奎木狼等星宿的前身，最初则只称为“奎宿”，并没有那么多神话传说的附加内容。这个划分不仅仅用于纪年，还有一层深刻的星占意义。
展开剩余83%与两河流域的星占学着重于个体命运不同，中国的星占学强调的是天地人三者的互相映照，尤其是以国家的安危、帝王的命运为中心。古代的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异常天象，能够预测吉凶祸福，提前做出应对。例如，在武德年间，太史令傅奕向李渊上报：“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”这其中提到的“太白见秦分”是指金星在白天出现在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和鬼宿，这两个星宿与秦地有着关联。
在《开元占经》中也曾提到：“太白昼见，天子有丧，天下更王，大乱，是谓经天，有亡国，百姓皆流亡。”这番话虽指不利天象，却对李渊与大唐的未来形成了不利的预兆，而对秦王李世民却相对有利。傅奕的这一占卜无疑加剧了李渊与李建成之间的内斗，也间接推动了李世民的权力上升，虽然“太白见秦分”并不符合常规的天象解读，但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从傅奕的占卜中获得了有力支持。
02 分野占背后的历史传承
傅奕的学识显然并非轻易犯错，他不仅是天文学家的身份，且在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学术背景。李世民对傅奕极为优待，除了体现出帝王的宽广胸怀外，也至少没有质疑他的专业水平。即便傅奕在为李世民的登基造势时出现了些许天象失误，李世民依然不以为意，因为古代天象预测一旦出错，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巨大的。
例如，关于将雍州划归朱雀的说法，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。秦国的祖先伯益原为河北、山东一带的部族，后来在夏朝与周朝的扩张中被迫向南迁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伯益的后代逐渐向长江流域、淮河流域等地迁徙，甚至到了今天的江苏、安徽等地，成为了先秦时代以鸟为图腾的部落的祖先。因为伯益与鸟图腾有关，秦国和其所在的地区就被划归南方朱雀。
同理，北方玄武的斗宿对应了江州、湖州等地，即如今的江西、安徽部分地区。虽然这些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南方，但由于越国在历史上长期以龟蛇图腾为象征，且其文化根基在北方，遂被划入北方玄武区域。这种天象与地理的对应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随着历史、文化的迁徙与变动而不断调整。
03 四象背后的图腾寓意
关于四象中的青龙为何代表东方，白虎为何掌控西方，学术界有不同的解读。青龙与白虎的象征往往与部落的图腾和地理分布密切相关。东夷是我国古代东方的一个庞大部落群，而鸟夷一支则以龙为图腾。东夷的祖先太昊伏羲也被认为是龙的象征，龙作为图腾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根据《左传》的记载，“大曍氏以龙纪，故为龙师而龙名”，即通过对龙的崇拜，标志着华夏文化的兴起。由此，东夷及其后裔迁徙至南方、东方的各个地方，都被划归为东方的青龙区域。
然而，问题也随之而来。白虎象征的是西方，以虎为图腾的西羌民族，以及随之而来的黄帝族和炎帝族的后裔，也包括今天的少数民族——如彝族，至今仍有虎崇拜的传统。周朝的周公旦及其后裔曾在鲁地建立政权，而魏国的地理位置则大致对应四川益州，这种对星宿的划分，显然并不完全符合地理常识。即便如此，白虎的象征意义依然牢牢把握着中国西方的文化印记。
04 司马迁的深思熟虑
分野占学的思想源自战国时期的甘德、石申和巫咸等天文学家，然而，他们的许多理论和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流失殆尽。如今我们所见的最早的记录，多来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在司马迁撰写天文部分时，他根据西汉时期的疆域，对照战国时的古国名，重新进行了划分。
战国初期，魏国的版图并不完整，甚至一度被分为两部分：山西西部和河南东部。与其分野之间的混乱不无关系，这一切都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有所体现。司马迁在这种背景下将四川与魏国做了某种联系，这是他的一番心思，甚至是一种历史上带有深意的“推测”。后来，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上对此进行了一定的修订，但整体结构依然保持了司马迁的框架。
在三国时期，天文学家陈卓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分野占学。他将每一颗星宿与具体的郡县相对应，使得星宿与地理分界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。即便星占被认为是一门伪科学，但其背后的历史学和地理学价值，依旧值得我们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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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篇文章围绕中国古代天文和地理学的结合，揭示了“左青龙右白虎”的传统分野占的学术渊源，展现了星占如何影响帝国政治以及地方划分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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